编者按 第十六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提出,推进检察事业行稳致远,必须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与时俱进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并强调坚持法律监督基本定位,把握依法监督、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这一法律监督基本要求,加强法律监督基本职能,完善法律监督基本方式,强化法律监督基本保障。如何与时俱进完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更好发挥检察监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更加有力推动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检察日报》特邀请专家学者就相关问题展开探讨,敬请关注。

卞建林

郭立新

张智辉
特邀嘉宾
卞建林 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郭立新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所长、二级研究员
张智辉 湖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主持人:
张辉 《人民检察》执行主编
文稿统筹:
郑志恒 《人民检察》编辑
问题一:如何看待法律监督体系应“与时俱进”的内在意涵?
卞建林: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规定具有根本性,构成法律监督体系不可动摇的制度根基。但随着法律实施环境的不断变化,特别是面对全面依法治国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以及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新期待,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实现机制和履职方式亦需要及时调整、不断创新、持续发展。
与时俱进完善法律监督体系,需要区分不变部分与可变部分。基本定位属于不变部分。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一定位决定法律监督体系的性质与运行方向,不得有任何偏离,不能随意改变。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机关属性、坚持为人民司法,构成法律监督体系的政治基础和宗旨使命,同样不能有任何的动摇或者削弱。而法律监督的基本职能、基本方式、基本保障应当与时俱进、适时调整、不断完善。概言之,将“不变”落实到宪法定位,将“变”限定在具体职能与实现方式,是“与时俱进”的内在意涵和必然要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体系锚定的是我国宪法赋予检察机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最终要落实到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郭立新:与时俱进完善法律监督体系,本质上就是在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代语境下,坚守检察制度根本底色、革新监督履职机制、夯实监督履职根基,以守正创新的法治思维推动法律监督提质增效,助力法治中国建设行稳致远。
把握法律监督体系内在辩证关系,就要坚守“不变”之本、深耕“可变”之新。这是适应更高水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新要求、完善法律监督体系的核心逻辑。所谓“不变”,是法律监督的基本定位不能变。这是推进更高水平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必须始终坚守的制度根基。这一宪法定位决定了法律监督的政治属性、法治属性和人民属性,是法律监督体系不可动摇的根本遵循。所谓“可变”,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履职的方式、机制、保障,要适应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新要求,不断创新突破。面对法治建设的新变化、新需求,法律监督基本职能、基本方式、基本保障必须与时俱进、动态完善。在基本职能上,立足“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格局,拓展民事、行政、公益诉讼监督广度,强化刑事监督精准度,聚焦民生保障、公共利益、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补齐监督短板、填补监督空白。在基本方式上,摒弃过于注重书面审查、亲历性不足的办案模式,更加注重发挥调查核实等亲历性方式的作用,筑牢法律监督的事实根基;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实现精准监督、智慧监督、有效监督,破解监督线索零散、监督精准度不足、监督刚性不强等难题。在基本保障上,健全一体化履职机制、专业人才培育机制、监督刚性约束机制,完善检察履职配套制度规范,为高质效开展法律监督提供坚实制度支撑和人才支撑。
张智辉:进入新时代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根据我国法律体系的变化和司法体制改革的进展,适时提出了“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格局。法律监督体系的提出本身就是检察工作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不断推进与时俱进的成果。与时俱进,就是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立足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密切关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密切关注全面依法治国和司法体制改革的进程,尽心竭力做好法律监督主责主业,不断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建设,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对法律监督的需求,全力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与时俱进不是一味求新,更不是为了博取眼球而追逐标新立异。与时俱进是在坚持法律监督机关基本定位的基础上,为更好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而进行的机制创新、理念更新或职能重组。对检察机关而言,新时代的新要求、新举措,必须符合法律监督机关的基本定位与基本职责,必须在坚持检察机关宪法定位的基础上创新,必须在坚持法律监督基本规律的前提下探索,必须在突出法律监督主责主业的原则中前行,必须在完善法律监督基本方式上着力。这样才能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制度,确保检察制度和检察工作紧跟更高水平法治中国建设的前进步伐,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
问题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对检察机关作出了四个方面的定位。如何牢牢把握法律监督基本定位,如何看待“四个定位”之间的关系?
卞建林:“四个定位”之间,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宪法明文规定的根本定位,具有最高规范效力,决定检察权的根本属性。司法机关的定位是要求法律监督的职权依照司法程序运行,符合程序正当的要求。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重要力量的定位是法律监督功能在特定领域的拓展,仍然以法律监督权为制度根据。国家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位强调检察监督与人大监督、监察监督、审计监督等监督形式之间的功能区分和程序衔接,不产生独立于法律监督之外的新职权。“四个定位”中,后三者分别从程序、功能、体系的维度对法律监督机关定位进行阐释和落实。
法律监督主责主业的强化,应当以法定授权为限、以依法履职为本,强化监督意识、完善监督方式、明确监督重点,努力提升法律监督的精准度、力度和深度。各项职权只有在法定范围内准确行使,宪法对检察机关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才能落实到具体权力运行中,避免监督职能空转或者越权。
郭立新:检察机关四个方面的功能定位是层层递进、有机统一的关系。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对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法律监督任务进行提炼后的概括定位。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是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应承担的司法职责。司法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映射在司法活动领域中的角色定位,而司法机关的角色定位又会极大地增强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立场,进一步保障法律监督任务的实现,夯实法律监督机关的根基。
“公益保护人”“法律守护人”也是对法律监督机关这一概括定位认识深化后在公益保护领域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掘出的具体角色。检察机关之所以充当“公益保护人”,作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在于检察官具有客观义务,能够完全服从于法律规定,不偏袒任何一方。在其他保护主体无法直接参与保护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基于“公益保护人”角色,及时“出面”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被继续侵害。
作为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既有别于任何一种监督,又与其他监督紧密联系。区别表明了法律监督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存在的特殊价值,紧密联系要求检察机关主动融入党和国家监督大局,深化检察监督与其他监督的贯通协同,推动检察监督融入全域监督格局,依托职能衔接、线索移送、成果共享,构建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监督治理体系,彻底改变以往监督碎片化、履职单一化的局面。
张智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对检察机关作出的“四个定位”,意味着检察机关在国家法治建设中发挥着四种不同的作用,而这四种不同的作用都源于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对检察机关宪法定位的充分肯定。正是这个定位,奠定了检察机关在国家权力架构中的法律地位。检察机关是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这与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一致的。因为,检察机关是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正是法律监督的价值追求。检察机关是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力量,进一步强调了检察机关在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中的作用,但并没有赋予其超出法律监督范围的职能。检察机关是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来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并未脱离法律监督职能。至于检察机关是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进一步确认了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家监督体系中,检察机关之所以是重要组成部分,就在于检察机关本身是专事法律监督职责的国家机关,在国家监督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检察机关应牢牢把握法律监督的基本定位,以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来谋大局、谋发展,始终把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作为主责主业。
问题三:如何依法践行“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的基本要求?
卞建林:“基本要求”回答检察机关应当以何种状态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问题。敢于监督涉及面对监督对象时的立场选择,要求检察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积极作为,独立判断,不以配合代替制约,不因外部压力回避监督职责。善于监督涉及监督方法和手段的运用能力。法律监督不是简单的否定评价,而是在法定权限范围内,针对违法行为的性质和程度选择适当的监督手段。善于监督要求检察机关准确判断违法事实,区分一般程序瑕疵与严重违法行为,避免监督手段与违法情形不相匹配。勇于自我监督涉及监督权自身的公信基础,要求检察权运行自觉接受案件管理、质量评查和责任追究等机制的约束。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的要求分别指向监督的立场、能力和公信。立场决定监督能否启动,能力决定监督是否适度,公信决定监督有无权威。三者相互支撑,构成法律监督基本要求的内在结构。依法监督则是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的共同规范前提和运行基础。贯彻依法监督,核心在于强化法治观念,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等法治原则,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坚持严格依法办案、公正司法,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履职,做到检察权既不让渡也不扩张,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确保检察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法律框架下运行。
郭立新: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检察机关以何种立场、何种能力、何种底气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大实践问题。依法监督是贯穿“三个监督”的前置条件与核心底线,所有监督履职必须锚定法定职权、法定程序、法定边界有序开展。依法敢于监督,是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检察机关立足法治实施使命而为的法定职责与时代担当。检察机关作为法治实施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要融入执法司法协同格局,更要坚守监督制约的专属定位,针对损害司法公正、破坏法治统一、侵害群众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不惧外力干扰、不畏履职阻力,依法启动监督程序、落实监督举措。依法善于监督是检察机关立足监督定位与精准赋能,以多元履职融合实现监督效能最优,促成有关机关主动配合监督。依法勇于自我监督是检察机关立足权力制约与自我革命,以自身正、自身硬夯实法律监督公信根基。勇于自我监督是检察机关区别于其他执法司法机关的鲜明特质,是“三个监督”体系的底气保障,更是依法监督落地生根的内在支撑。
张智辉:“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是检察机关全部工作的命脉。其中,敢于监督是指检察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积极运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职权,督促纠正违法行为,不惧阻力、不畏强权,全力维护执法司法公正,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善于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过程中要善于运用法律赋予的职权,善于借助各种优势,以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推动形成最佳的监督效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勇于自我监督是指检察机关要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自觉接受监督”的理念,自觉接受外部监督制约,自觉加强内部监督制约,推动检察权更加规范高效廉洁运行。其中,敢于监督是根本,是对检察机关履职信念的要求;善于监督是途径,是对检察机关履职能力的要求;勇于自我监督是保障,是对检察机关履职公正的要求。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是勇于自我监督的目的,勇于自我监督是敢于监督、善于监督的底气,三者相辅相成、内在统一,是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责所在。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的前提是依法监督。检察机关应强化法治观念,坚持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和程序履职,确保检察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在法律框架下运行。
问题四:“四大检察”内在统一于法律监督宪法定位,各项检察职权内在统一于法律监督基本职能。如何全面加强法律监督基本职能?
卞建林:法律监督基本职能的强化,须以“四大检察”协同发力为基础。刑事检察的强化应集中于监督活动的全程覆盖,审查逮捕与审查起诉对侦查取证合法性进行实质审查,审判监督从抗诉主导拓展至纠正程序违法与类案监督,执行监督聚焦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权力寻租风险较高的环节。民事检察需要建立对虚假诉讼、恶意串通损害公益等隐蔽违法行为的主动发现机制,对生效裁判的监督应围绕证据采信与法律适用错误展开,防止以检察意见替代审判裁量。行政检察应以诉讼监督为基础延伸至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核实行政行为的规范依据,对违法行使职权或不行使职权的情形依法提出检察建议。公益诉讼检察在保持必要办案规模的同时,应防止数量扩张稀释监督质量,审前检察建议应当事实清楚、依据充分,对经督促仍不整改的案件依法起诉,通过裁判确立规则。
郭立新:法律监督基本职能的依据是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并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展而不断完善,形成“四大检察”全域覆盖的职能体系。法律监督基本职能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是落实检察机关宪法定位、适应更高水平法治中国建设需要、实现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法律监督基本职能的强弱,直接决定法律监督工作的精准度、力度与深度,是监督质效的决定性因素。首先,“四大检察”必须全面协调充分发展,避免选择性监督、片面履职。有效区分程序瑕疵与实体违法,实现不同性质的违法与责任衔接,避免监督失准、责任追究不到位。其次,要与违法情形相适应,精准运用好法定监督手段,以完善的监督程序确保监督刚性实现,在监督力度上实现整改到位。再次,延伸监督深度,深化源头治理。推动监督从个案纠错向类案治理、源头治理延伸,从诉讼环节监督向行政执法、社会治理全域延伸,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规范一方的深层治理、协同治理效果。
张智辉:全面加强法律监督的基本职能,就是要在“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自我监督”基本要求指导下,全面充分地履行好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各项职权。首先,完善检察机关的工作机制。全面加强法律监督职能,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确保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各项职权都能落到实处,都有专门的部门办理、专门的人员负责,切实贯彻全面履职的要求。其次,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既要有为法治担当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也要有精密观察、严谨分析、准确判断的法律监督能力,同时需要组织协调、科学管理等配套措施。再次,进一步完善司法责任制。司法责任制是法律监督职权落到实处的制度保障。全面加强法律监督职能,关键在于全面充分行使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各项职权,确保检察工作的全面充分协调发展。
问题五:如何健全完善法律监督基本方式,以增强亲历性和实效性?
卞建林:基本方式回答监督权通过什么途径行使的问题。法律监督基本方式的完善,涉及监督权以何种程序手段作用于监督对象,并最终产生何种法律效果。抗诉、纠正意见、检察建议、检察意见等法定方式,各自对应不同的监督对象和监督强度,规范运用的前提是准确理解每种方式的功能边界。构建全方位履职方式,需要把亲历性转化为具体的调查核实要求,使监督实效性建立在完整的程序链条之上。监督程序的亲历性,意义在于弥补案卷审查在事实认知上的局限。落实亲历性,重点是区分案件类型,明确调查核实的具体情形。对可能涉及侦查违法取证、民事虚假诉讼、行政违法和公益损害的案件,不能仅凭书面材料作出判断,应当依法启动调查核实,必要时实地查看案件现场、执行现场,直接听取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陈述。调查核实应当以查明待证事实为限,防止以亲历为名重复侦查或者替代被监督机关履职。而监督结果的实效性,要求监督行为从提出到落实形成完整过程。监督实效的评判,重在法定程序是否用尽、监督职责是否穷尽。
郭立新:不同监督方式承载不同的法律功能,具备不同的效力边界,适应“四大检察”不同领域的监督场景。按照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各自的职能特点,分类选用监督方式,能在法治框架内平衡法律监督权与侦查权、审判权、行政权之间的权力关系,坚持权力分工制约,做到监督不越位、履职不缺位。保障监督事实准确、监督意见可信,就要增强监督程序的亲历性。通过建立分类办案指引,明确必须开展现场核查、询问当事人等亲历性行为的案件范围,并将调查核实、亲历审查作为必经程序,才能确保监督意见事实清楚、依据充分。监督意见被依法采纳、违法问题得到实质性纠正、同类问题得到源头治理,是监督实效的充分体现。要落实好监督意见的跟踪督办机制,持续跟进被监督单位的整改回复,对整改不到位、虚假整改的,依法启动跟进监督,必要时提请上级检察机关协同监督。当监督意见长期不被采纳,穷尽本级监督手段后,还可以通过向上级检察院报告、向人大报告等方式推动问题解决。
张智辉:在广义上,检察权行使的方式即检察机关的履职方式本身就是法律监督的方式。健全完善法律监督方式,目前要解决的重点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亲历性问题。所谓亲历性,就是进一步健全和落实办案的程序规则,监督落实检察官亲自办案的原则,确保每一份法律监督文书都是由办案检察官在亲自阅卷的前提下、在亲自审查核实每一个证据材料的基础上、在亲自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询问案件当事人的情况下完成的,确保每一个监督意见的提出都具有充分的证据支撑。二是监督效果的问题。增强法律监督的实效性,不仅仅是监督方式的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监督的精准性问题。检察机关提出的监督纠正意见或建议,所针对的必须是监督对象确实存在违法的情况。其次是监督的必要性问题。监督对象不仅确实存在违法情况,而且这种违法情况往往是关乎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或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大问题,应当引起对方的足够重视或者必须予以纠正。再次才是监督的方式问题。检察机关面对违法情况,采取何种方式予以纠正,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同时,要注意沟通协调,让监督对象能够理解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必要性。
问题六:如何深刻把握“五大体系”的科学内涵,落实落细高质效办案目标要求,系统强化法律监督基本保障?
卞建林:基本保障的任务是把高质效办案从价值要求转化为制度安排。高质效办案“五大体系”围绕这一任务展开,分别从办案依据、效果评价、操作指引、监督管理和责任约束等方面提供具体支撑。其中,法律制度体系主要解决高质效办案的依据问题,重在为高质效办案提供更加完备的规范支撑。规范供给的补足应当通过修改法律与完善司法解释进行,将实践中形成的成熟做法提炼为一般规则,同时避免以解释方式扩张授权边界。评价标准体系主要解决高质效办案的评判问题,重在为高质效办案提供更加科学的衡量标准。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应当区分业务领域设定质量要求,对可标准化的要素建立明确规则,对难以量化的要素则通过案件评查与案例指引形成判断参照,使评价机制聚焦于办案质量与监督实效。操作规范体系主要解决高质效办案的路径问题,重在为高质效办案提供更加明确的实践指引。要立足检察实际,遵循司法规律,将成熟的办案机制、经验和流程加以制度化,形成具体明确的操作指引与工作规范,为裁量权行使提供合理边界。科学管理体系主要解决高质效办案的保障问题,重在为高质效办案提供更加有效的监督管理。检察管理应当区别于一般行政管理,尊重司法亲历性与判断独立性,防止以行政方式替代司法判断。责任落实体系主要解决高质效办案的责任问题,重在为高质效办案提供更加精准的奖惩机制。要坚持和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责任归属、认定、追究工作机制,形成“定责—履责—督责—问责”完整闭环,推动司法责任制真正落实落细。
郭立新:法律制度体系解决的是“依据什么办案”。其核心在于明确检察权来源、履职边界和程序要求,通过法律、司法解释、检察规则以及相关规范,为检察履职提供统一稳定的制度依据。评价标准体系解决的是“案件办得好不好”。评价的基本单元应当是具体案件,重点考察事实认定、证据审查、法律适用、程序履行、权利保障和履职效果。评价标准的功能在于识别案件质量,而非形成地区或者部门之间的新一轮排名。操作规范体系解决的是“具体怎么办案”。操作规范应围绕案件受理、证据审查、听取意见、法律文书制作以及数字工具使用等环节形成稳定规则。科学管理体系解决的是“如何保障持续实现高质效”。当前检察管理逐步形成业务管理、案件管理和质量管理相互衔接的结构。三者应形成“业务管理发现趋势、案件管理发现流程风险、质量管理发现实质问题”的分工,通过科学管理推动问题整改,而非重新形成行政审批式管理。责任落实体系解决的是“谁负责以及如何负责”,需要区分案件质量问题与司法责任。责任追究需考察职责范围、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实现监督约束与依法履职保障相统一。法律制度最终是为了保证个案依法处理,操作规范是为了降低个案办理风险,评价标准用于判断个案质量,科学管理通过个案发现类案和业务问题,责任落实则通过个案履职行为认定相应责任。因此,应将具体案件作为“五大体系”的共同中心。
张智辉:构建高质效办案机制和符合司法规律的评价体系,是强化法律监督的基本保障。强化法律监督,归根结底是要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需要办案机制和评价体系来保障。办案机制实际上就是检察机关内部有关办理案件的管理机制。在法律规定的程序范围内,检察机关的内部管理制约着每一位办案检察官。强化法律监督的保障,首先就是要改革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的案件办理机制。科学合理可行的办案机制是强化法律监督最有力的保障。案件的评价体系实际上是办理案件的“指挥棒”。可以说,案件评价体系是否符合司法规律,直接关系案件办理质效。因此,符合司法规律的案件评价体系,也是强化法律监督的基本保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