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表面是空间规划、公共服务与福利供给的技术性命题,深层却是一个关于“城市为谁而建、治理以何为尺”的文明命题。2026年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在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明确“不搞示范创建,不开展验收认定,不授予称号”。这意味着我国儿童友好建设工作从阶段性的“城市建试点”迈入常态化的“全社会建机制”新阶段。这一转向蕴含着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制度追问:当儿童友好不再依赖创建授牌的外力驱动,转而依靠日常治理的内生运行,谁来做那个持续“较真”的力量?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正以实践给出回答。
未成年人检察与儿童友好建设的关系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年来,从单一的刑事办案走向“四大检察”综合履职,从司法保护的单兵突进走向“六大保护”协同发力,其演进轨迹与儿童友好建设的深化逻辑呈现出深刻的结构性契合。这种契合不是偶然的政策呼应,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监督功能与儿童友好理念在底层逻辑上的同构。
理解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与儿童友好建设的关系,不能停留在检察机关服务大局的惯常表述上,而需要追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儿童友好建设究竟缺少什么,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具体能够提供什么。
儿童友好建设的核心难题是落地机制的脆弱性。儿童是权利主体,却在公共决策中天然缺席;儿童友好是长期收益,却容易在短期治理优先级中被边缘化;儿童权益损害往往隐蔽而分散,依靠行政自查和行业自律难以充分暴露。这三重“结构性弱势”,决定了儿童友好建设需要一种具有法律刚性、能够依法介入、可以穿透部门壁垒的监督力量托底。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能够通过行使法定调查核实权和诉讼监督权,将对政策执行的“外部审视”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监督效果。更重要的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来积累的专业化经验,已经形成一套从儿童处境出发的判断方法——社会调查、心理干预、合适成年人到场、附条件不起诉的精准帮教,无一不在制度运行中嵌入儿童视角。未成年人检察不是在儿童友好建设之外附加了一项检察职能,它本身就是儿童友好理念在司法领域成熟的制度载体。
以综合履职提升儿童友好建设质效
儿童友好建设提出社会政策友好、公共服务友好、权利保障友好、成长空间友好、发展环境友好“五个友好”的框架。框架是清晰的,但从“应然”到“实然”之间的落差,正是法律监督的用武之地。一项政策宣示儿童优先,不等于儿童优先在每一个具体的资源配置和空间安排中都得到了兑现;一项服务承诺儿童优待,不等于每一个社会主体都会真正履行。“四大检察”综合履职的本质,是将涉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规定转化为多维度、可执行的监督举措。刑事检察惩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划定的是儿童友好不可逾越的安全底线;民事检察和行政检察涉及未成年人的监护侵害、抚养纠纷和行政不作为,修复的是儿童友好赖以存续的制度环境;公益诉讼检察则直接面对那些无人起诉、无人担责的儿童权益损害或损害隐患,督促行政机关依法履职。
2025年1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6件未成年人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均为行政公益诉讼案件,涵盖未成年人观影优惠落实、校园周边“儿童彩票”整治、学校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消除、外来入侵物种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治理、向未成年人违法租赁机动车整治、山区民族地区未成年人出行权益保障等领域。这些案件的共同特征在于:损害是具体的,但受损的法益是弥散的;受影响的儿童是不特定的,但每一个儿童的权利都是真实的。公益诉讼将隐性的、弥散的社会痛点,具象化为可被司法救济的公益损害。以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督促落实未成年人观影优惠行政公益诉讼案为例,检察机关通过“线上+线下”“数据+实地”的调查模式,发现辖区影院普遍未明确提示未成年人优惠政策,且将优惠对象不当限定为身高1.3米或1.2米以下的儿童,最终推动文旅部门建立“自查自检+定期巡查+投诉快速处理”的长效监管机制。
在北京,检察机关的实践更具在地性。2025年11月,北京市检察院发布《关于充分发挥未成年人检察职能 服务保障北京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工作指引》,将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要求转化为具体的检察履职路径。北京市检察院发布的2025年度北京市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典型案例中,北京市检察院第一分院从刑事案件中发现校园周边违法开设酒吧的共性问题,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在全市排查出200余条疑似违规线索,最终确认64家酒吧违规,推动行政机关开展专项整治,并建立常态化协同治理机制。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办理的近视理疗虚假宣传民事诉讼监督案,通过依法抗诉促成法院改判“退一赔三”,并由此创建“青少年近视防控领域违法违规经营监督模型”,在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230余家检察机关推广应用。
数字检察的发展,进一步赋能法律监督的时空维度。儿童权益损害在超大规模城市中具有隐蔽性和流动性,仅依靠个案发现和人工排查,监督的覆盖面注定有限。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价值,在于将监督的触角从已经进入视野的案件延伸到尚未被发现的系统性风险。当高发案件的空间分布、网络平台的不良信息识别、校园周边的安全筛查被纳入持续性的数据监测,未成年人检察工作便逐步从事后回应走向动态预警,儿童友好建设也因此获得了治理的常态感知能力。
以法律监督推动“六大保护”协同发力
2021年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后建立的“六大保护”格局,是中国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一次结构性升级。但格局的形成不等于机制的自动运转,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六类主体各有其行动逻辑,协同发力容易停留在联席会议和文件会签的层面,一旦涉及责任分配和资源投入,“发现难、移送慢、处置散”便容易成为常态。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在这一格局中的独特位置在于,它是唯一贯穿未成年人保护全链条的专门司法力量,既有法定职权穿透各保护领域之间的壁垒,又有制度激励将分散的保护资源导向共同的儿童利益目标。这种穿透能力的核心,并非由检察机关替代其他主体履行职责,而是以法律监督的刚性为协同机制注入制度约束力。强制报告制度的检察监督,是将报告从道德倡导变为法律义务;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是将校园安全从被动应对变为主动排查;行政公益诉讼的检察建议,是将行政机关的配合意愿转化为履职责任。
北京市检察机关的实践提供了一个生动注脚。东城区检察院检察官在履行法治副校长职责时,发现某小学附近拟建停车场距离校门不足50米,违反校园门前100米内禁止停放机动车的规定,随即立案开展行政公益诉讼工作。检察机关在制发检察建议后,没有简单地“一发了之”,而是搭建对话平台,反复与街道、学校沟通磋商,最终促成将毗邻教学楼区域划定为禁停区,同时重新划分居民停车区域,实现了学生出行安全与居民停车需求的兼顾。当一起案件的办理能够推动一个领域的长效治理,当一份检察建议能够触发一项政策的实质性调整,法律监督便不再仅是司法保护的一个环节,而成为儿童友好建设中一种内生的问题发现机制和制度修复机制。
未成年人检察赋能儿童友好建设的未竟之题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终极检验标准,不只是建设了多少儿童活动空间、颁布了多少优待政策,更在于当儿童的权利受到侵害或面临风险时,是否有一套制度能够及时感知、有效回应并持续修复。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的深层贡献,正在于它以法律监督的形态,为儿童友好建设提供了一条从个案正义通往制度正义的可靠通道。每一个涉未成年人案件的办理,都是对儿童友好建设真实水位的一次探测;每一份检察建议的制发,都是对儿童优先从理念到规则的一次填充;每一个监督模型的运行,都是对城市治理中儿童视角缺失的一次矫正。
当然,这一进程仍面临深刻的制度命题。国家层面尚缺少检察机关参与儿童友好建设的专门制度安排,检察监督与儿童友好建设日常监测和年度评估之间的衔接尚未制度化,儿童的主体地位也有待从“被保护的对象”进一步走向“治理过程的参与者”。儿童友好城市的最高形态,不是成人世界为儿童建造了一座“友好”的城市,而是儿童的真实需求和声音,成为城市治理逻辑中不可忽略的构成要素。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在于,以法律监督守护儿童的安全与福祉,推动以制度化的方式让儿童作为权利主体进入社会建设的决策结构,使儿童友好建设从一项需要推动的工作,成为城市治理的基础底色。这既是未成年人检察工作40年来一以贯之的初心,也是法律监督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最具温度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