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震

为未成年人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是新时代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重要课题。当前，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深度普及，网民低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共青团中央2024年11月发布的《第6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近2亿人，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7.3%。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社会生活的背景下，网络欺凌治理难题愈发凸显，非法披露个人信息，捏造谣言、煽动网络对立等网络暴力行为，严重侵扰正常网络生态，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相较于传统校园欺凌，网络欺凌具有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辐射范围广、损害后果更持久等特征，治理链条横跨家庭、校园、网络平台、行政监管部门、司法机关等多元主体，高度依赖协同联动。当前治理实践中，仍存在部门权责割裂、线索流转不畅、重事后处置轻源头预防等现实难题。对此，检察机关应当立足未成年人检察职能，秉持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推动构建多方协同治理机制，完善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修复的全链条工作体系，筑牢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屏障，实现全方位司法保护。

未成年人遭受网络欺凌案件的特征

随着网络技术更新迭代，网络欺凌行为形式不断翻新，辱骂造谣、人肉搜索、P图丑化、隐私泄露、恶意剪辑视频等层出不穷。心智尚未发育成熟的未成年人身处复杂网络环境，极易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结合司法办案实践，未成年人遭受网络欺凌案件呈现以下特征：

一是侵害具有隐蔽性与跨时空性。网络欺凌多发生在社交群组、聊天软件，行为人常借助匿名或虚构身份实施加害行为。欺凌信息可无限复制、持续传播，即便原始内容被删除，截图、转发版本仍长期留存，伤害不会随线下冲突结束而消失，心理损害会持续发酵、不断放大。二是受害主体低龄化，维权认知与自救能力不足。遭受网络欺凌的未成年人身心发育尚不健全，对网络言论合法边界的辨识能力有限，难以认识侮辱、诽谤类言论的违法性。同时，出于恐惧、羞耻心理，多数未成年人遭受网络欺凌后选择沉默隐瞒，导致案件发现滞后、处置延误，损害后果持续扩大。三是线上线下交织，因果关系复杂。大量网络欺凌案件缘起于校园矛盾，线下冲突未得到有效化解，转移至网络空间持续发酵升级。线上辱骂抹黑、隐私曝光、网暴等进一步加剧线下对立，容易诱发厌学、自我伤害、校园冲突等次生风险。部分案件中，欺凌内容经过网络扩散，未成年受害人还要承受大量陌生网民的非议，损害范围不断扩大。

协同预防治理网络欺凌的法理基础与检察职能定位

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网络保护、政府保护、司法保护“六位一体”的未成年人综合保护体系，为网络欺凌多元协同治理提供了坚实法理依据。网络欺凌的预防治理，无法依靠单一主体独立完成，必须依托“六大保护”协同联动，打破主体壁垒，推动各类保护力量同向发力，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实现全方位、立体化、全流程的综合保护。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是司法层面未成年人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在协同治理体系中，不替代各职能部门履行法定职责，重在发挥推动、监督、补位作用。其一，线索统筹。依托12309检察服务中心、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办公室、校园联络点等平台，归集未成年人遭受网络欺凌的线索，建立线索台账，实行分类分流处置，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的强制报告制度，督促学校、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相关主体，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网络欺凌线索时及时报告。其二，法律监督。对于网络平台未依法履行欺凌信息处置义务、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职不到位等情形，检察机关可依法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相关主体依法履职。针对行业性、普遍性侵害未成年人网络权益问题，可依法履行未成年人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推动源头治理、行业整改。其三，个案联动办理。对未成年人遭受网络欺凌的刑事案件、民事支持起诉案件、行政诉讼监督案件，联合公安、网信等部门同步固定电子证据，开展未成年受害人救助、心理安抚与法治宣传工作，同步开展未成年加害人罪错行为分级干预与矫治。其四，制度构建。结合办案实践出台未成年人遭受网络欺凌线索移送、联合处置工作细则，将个案处置经验转化为常态化协同治理制度。

构建以协同为核心的网络欺凌全链条预防治理体系

构建多方协同机制，覆盖事前预防预警、事中快速处置干预、事后救助修复与长效治理三个阶段，形成由检察机关推动，教育、网信、公安、学校、网络平台、家庭等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

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一是建立跨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推动建立由多方主体参与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研判新型网络欺凌特点与治理难点，统一处置标准，明确各单位职责清单，建立线索移送机制。例如，学校发现未成年人疑似遭受网络欺凌线索，应及时通知监护人，对严重欺凌行为，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网信部门监测发现涉未成年人网络暴力线索，依法及时移送有关部门。二是协同开展常态化校园风险排查。检察机关可联动教育部门，将网络欺凌纳入校园日常矛盾排查范围，重点关注突然厌学、情绪低落、社交退缩等异常表现的学生，识别潜在受害风险。同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督促家长压实监护责任、关注孩子使用网络的状态，及时发现并化解网络欺凌隐患。三是落实前端防控。检察机关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社交平台完善未成年人保护机制。社交平台要加强对涉未成年人的辱骂、人肉搜索等内容的识别，自动预警拦截，简化举报通道，完善证据保存机制，破解电子证据易灭失、匿名账号溯源难等实务痛点；接到欺凌投诉后及时处置，并按规定向有关部门报告。四是协同开展一体化网络普法。由检察机关联动教育、网信等部门，整合普法资源，常态化开展校园网络法治与网络素养教育。重点普及网络行为边界、网络欺凌危害、维权求助渠道等内容，全方位提升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和网络安全素养，引导未成年人认清网络欺凌违法后果，从源头减少涉未成年人网络欺凌行为。

一体化开展风险干预。当发现未成年人遭受网络欺凌线索，应启动快速处置流程，多部门同步行动，防止未成年人遭受网络欺凌损害持续扩大。一是坚持阻断侵害优先。网络平台应第一时间屏蔽、删除欺凌信息，对违规账号采取限流、封禁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继续扩散。同时，检察机关可指导未成年受害人及其监护人及时留存聊天记录、截图、录屏等电子证据，必要时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业电子取证、数据固定，防止证据灭失。二是分类开展案件处置。对于情节较轻的网络欺凌，由学校、社工介入调解，检察机关同步开展法治教育，对未成年加害人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不良行为矫治。对于情节较重、涉嫌违法的由公安机关调查处理；涉嫌侮辱、诽谤等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办理。涉及民事侵权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依法支持未成年受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三是同步保护未成年受害人身心健康。妇联、共青团等应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对于因网络欺凌出现严重心理创伤、遭受持续威胁的未成年人，联合学校做好保护措施，落实隐私保护，避免未成年受害人信息二次曝光。在保护受害人的同时，对未成年加害人坚持“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根据其主观过错、危害后果开展分级干预矫治，落实双向保护理念。

长效帮教治理。案件办结不等于治理结束，协同机制重点要做好未成年受害人身心修复，消除欺凌事件带来的持续性伤害，同时持续跟进未成年加害人帮教工作。一方面，对未成年受害人持续跟踪回访。检察机关联合社工定期回访，持续跟进心理康复情况，协调家庭、学校营造安全环境，消除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帮助未成年受害人回归正常学习生活；同步跟踪未成年加害人矫治情况，评估行为矫治效果，预防再次实施网络欺凌。另一方面，做好类案治理。检察机关应及时梳理网络欺凌案件特点，针对共性问题，向相关主体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推动行业、领域完善管理制度，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片”，持续净化未成年人网络生态环境。